再读《贞观政要》

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熙宗（《金史·熙宗本纪》）

《贞观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

——［元］戈直《贞观政要》序

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

——明宪宗《贞观政要》序

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清高宗《贞观政要》序

1979年，我开始研究唐代史学不久，就被吴兢（670—749）所著《贞观政要》一书深深地吸引住了。那年，正值吴兢逝世1230周年，遂写了一篇关于吴兢和《贞观政要》的论文，以示纪念。因为吴兢是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这篇论文就寄给《开封师范学院学报》（今《河南大学学报》前身）发表。此后，《贞观政要》便成了我经常阅读的史书。今年是吴兢逝世1250周年，再读其书，温故知新，撰成此文，藉以表达对这位酷爱史学、秉笔直书的史家的敬意和对《贞观政要》的一点新认识。

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他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器重。他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起任史职，前后近30年，参与皇家史馆多种撰述。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后，他不再任史职，但仍致力于历史撰述，直至辞世为止。

吴兢一生著述丰富，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书》100卷、《唐春秋》30卷、《唐史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唐名臣奏》10卷；此外，他还参与《则天皇后实录》20卷的修订和集体撰述的《唐书》130卷的工作。他还撰有兵书、医书、目录书和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简本等。当然，吴兢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撰写唐朝的历史。

吴兢的史学风格尤为突出者有两条，一是叙事简核，一是秉笔直书。他因叙事简明、准确，被人称为“良史”。他因秉笔直书而给他的经历带来几分传奇色彩。武则天时，张易之、张昌宗欲陷害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以高官为诱饵，唆使张说诬证魏元忠有谋反之举。张说一度有所动摇，后经他人开导，才不曾作诬证。玄宗时重修《则天实录》，吴兢直书其事，以揭露张易之、张昌宗的劣迹。但记事涉及到张说，而张说此时已任宰相，并监修国史，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始终不改，并断然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唐会要》卷六四），于是世人称他为“当今董狐”。

吴兢著书250余卷，流传至今的只有一部《贞观政要》了。这部书之所以能够经历1200多年流传下来，不仅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在千百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诚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贞观政要》序）戈直的话不仅可以从唐、宋、辽、金、元的有关史实得到证明，而且还为后来明、清的有关史实所证明。这里，我们不妨作一极简要的考察：

——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称为晚唐时期两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史载：唐文宗作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旧唐书·文宗纪》后论）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旧唐书·宣宗纪》后论）。

——宋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唐纪·宣宗纪》，欧阳修撰《新唐书·文宗纪》后论，都注意到最高统治者重视《贞观政要》一事。

——辽朝君臣并没有因为文字的障碍而忽略了《贞观政要》的重要价值。辽兴宗诏命臣下译书，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史家称赞萧韩家奴是辽朝的晁错、贾谊。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金史·熙宗纪》）作为“金士巨擘”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金文最》卷四十）。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元史·察罕传》）。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官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1333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

——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的序文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后清帝乾隆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之风矣。”（见岳麓书社排印本《贞观政要》，1996年第3次印刷）

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1000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史学遗产浩如烟海，但是像这样一部部帙不大的私人历史撰述，能够产生如此影响，却是不多见的。

《贞观政要》这部书凭藉什么而具有这种久远的魅力？这是极有兴味而又极有意义的问题。其中的奥秘在于：它是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这里包含着两层因素，二者是互为表里的。一是“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已经超出了当时唐朝的范围或现今的国界那种巨大的历史影响），后人很想去认识它、了解它，以至于感受它；二是“贞观之治”这个盛世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唐太宗君臣为此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议论、怎么决策的？这两层含义的结合，使人们产生了对于这一段历史在情感上和认识上近乎渴望的那种历史性的追念。《贞观政要》一书，正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后人的这种追念。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内容和思想所具有的历史魅力。

吴兢撰写《贞观政要》的过程，史无详载。其成书与进呈年代今人多有考订，至今迄无定论。笔者认为，此书进呈当在唐玄宗开元后期或开元、天宝之际。《贞观政要》共10卷，含40篇；各卷篇数不等，但都围绕一个中心，而每篇则有标目概括本篇的内容或主旨。其各卷的中心及所包含的篇目如下：卷一记为君之道，含《君道》、《政体》；卷二记任贤纳谏，含《任贤》、《求谏》、《纳谏》；卷三记历史鉴戒，含《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卷四记教戒太子，含《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卷五记道德准则，含《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卷六记政教之道，含《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卷七记教化之本，含《崇儒学》、《文史》、《礼乐》；卷八记重农贡赋，含《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卷九记征伐安边，含《征伐》、《安边》；卷十记慎始敬终，含《行幸》、《畋猎》、《灾祥》、《慎终》。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政治史。但它在史事的记述上并不拘于描述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列举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明了他的这个撰述旨趣，即“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这概括了吴兢撰述《贞观政要》的方法和宗旨。吴兢的撰述宗旨也表现在本书的编次上。正如金人赵秉文指出的：《贞观政要》“起自《君道》，讫于《慎终》，岂无意哉！”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吴兢的良苦用心，可谓深矣。

《贞观政要》是如何“再现”出“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的思想与风采的呢？请看吴兢的史笔：

在《君道》篇中，吴兢“缀集”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重大问题的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他能够首先抓住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贞观政要》开卷的第一篇，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史家。

于《任贤》篇，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王圭)、李靖、虞世南、李(责力)、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赞扬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于《君臣鉴戒》篇，吴兢表达了他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要性的认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有关朝代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作者并非是用“天命”的转移来证明朝代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

皇位继承问题，是历代皇朝关注的大事。吴兢在《贞观政要》卷四中着重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尤其强调了选择老师、尊敬老师和教戒太子的重要。于《尊敬师傅》篇引用唐太宗的话说：“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于《教戒太子》篇，则引用唐太宗向大臣们转述他教戒太子的话，其中有两句是：“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卷中所记，凡太子、诸王师傅敢于对太子、诸王进行规劝者，都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卷五、卷六共14篇，用以记述道德准则、政教之道方面的史事、言论；从篇数上看，它们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这在贞观年间是极受关注的事情。其《仁义》篇反复称引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思想；而大臣们关于淳正风俗的议论则屡见于各篇。后人评价贞观之治是“仁义之明效”，自有一定的道理。

吴兢在第八卷中，列《务农》篇为首，而以《刑法》、《赦令》等篇继之，反映了他对农事的重视。于第九卷，他赞扬唐太宗慎征伐、主和亲、重安边的种种政绩，当然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希望。吴兢以《慎终》篇为全书之末，是希望君主们兢兢业业，“慎始敬终”。

综观全书，各卷各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贞观时期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面貌，进而从中看到唐太宗君臣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关于这一点，清朝乾隆皇帝的《贞观政要》序所引证的一句古语是非常中肯的，即认为那是一种令人企羡的“都俞吁(口弗)”之风。这是形容君臣间融洽地进行讨论的和谐气氛。即在讨论中，不论何人持何种意见，都不会影响这种讨论的进行和讨论的最终目的——作出当时最佳的决策。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等，在书中都显示得淋漓尽致。这里，不妨略举数例，以见其真：

其一，魏徵曾向唐太宗上疏，提出慎于“十思”：“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这“十思”，进而“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唐太宗读后，亲自写诏答曰：“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君道》）

其二，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向左右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高士廉说“养百姓最急”，刘洎说“抚四夷急”，岑文本说“礼义为急”。褚遂良则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此最当今日之急”，于是唐太宗坦露自己的心事说：“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及诸王，咸求正士。”（《太子诸王定分》）其实这些重臣所言养百姓、抚四夷、重礼义并非不是国家急事，但唐太宗还是不掩饰内心的忧虑，因而为大臣们所理解。

其三，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身边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为难”，魏徵说“守成则难”。唐太宗综合他们的说法，认为：“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君道》）唐太宗不愧是英明君主，他既肯定了双方的看法，又把着眼点放在当前的守成而与群臣共勉。这种讨论与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实践都是有益的。

……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但是这样的事例屡屡见于贞观年间，以至于在《贞观政要》中俯拾即是，却是并不多见的。可以认为：《贞观政要》每一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每一卷都蕴含着历史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贞观之治”之所以令人景仰，《贞观政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主要原因。

因为有“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有《贞观政要》的撰写；而《贞观政要》的面世与流传，又使“贞观之治”更加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这是历史与史书的辩证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得到无穷的启示，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吴兢撰写《贞观政要》并把它献给唐玄宗，其本意在《贞观政要·序》和他的《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很真切。他在序中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只要当今君臣“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撰述宗旨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全唐文》卷三九八）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千百年来，人们重视《贞观政要》，阅读、讲解《贞观政要》，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和体验“贞观之治”并从中受到激励与启示。这已为千余年来《贞观政要》流传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评价所证明。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元仁宗赞扬它“有益于国家”。明宪宗认为“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清乾隆皇帝通过“读其书，想其时”，探讨贞观年间“其所以致治”，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诸贤。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出发评论了《贞观政要》的价值。其中，元人戈直的《贞观政要》序所论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他称赞《贞观政要》的史文和纪事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说它“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这是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反映“贞观之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他指出“贞观之治”的业绩对于后世的意义，认为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是说明后人从唐太宗的政治作风中可以借鉴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这部史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视，以至于规法、仿效，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这一点，当勿庸置疑。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过这样的话：“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其大意是：后世的人们认识历史上的事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成功，所以不要把古今混同起来。这话不仅适用于古人，也适用于今人。因此，今人读《贞观政要》，首先固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说明“贞观之治”其致治的原因，其次则是通过《贞观政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而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历史运动和自身的社会实践。

在这方面，《贞观政要》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譬如，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曾对大臣们说：“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仁义》）这里说的“人无常俗”、“政有治乱”，“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是关系到实现政治稳定的信念和途径。又如，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教戒太子诸王》）当然，诸王未必都能因此从善弃恶，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却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回答道：“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唐太宗称是：“信如卿言。”（《崇儒学》）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这是贞观朝君臣的共识。还有：魏徵所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魏徵回答唐太宗所问，认为守天下“甚难”，这是因为：“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政体》）魏徵又引用《礼记·曲礼》上的话阐明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原则说：“《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君臣鉴戒》）等等。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原则的认识，其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却不会过时；正因为这些认识是同有关的史事结合在一起，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从中受到启迪。